本文旨为就经麴氏高昌国及唐在吐鲁番建立西州时期制作的墓砖的社会和历史性意义进行探讨。麴氏高昌国时期制作的墓砖由“葬礼日+官历(+追赠)+姓名+石刻的性质”构成是基本形式。当时制作的墓砖大部分为标志性质较强的墓表。随着时间流逝添加了享年、卒年、卒地和葬地等相关内容, 而少数则记述了追悼辞和家系及品性等相关内容。 根据现有的研究可知与隋的通交给墓表的性质和墓志发生变化带来了影响。但高昌国已通过北魏稳定地引入了中原文化, 并在这一过程中持有完善墓志的相关信息。尽管如此, 未制作定型化墓志是因麴氏高昌国严格的身分制度社会这一点所引发。应该没有理由在从起家至维持特定官职的社会表彰个人的功德。 抛开吐鲁番的墓砖具有的墓表的性质, 作为墓志发生变化是唐在吐鲁番建立西州以后。唐将属于王室的 麴氏及上层统治阶级的张氏等从長安和洛阳强制性迁移, 而利用属于中间统治阶级的地方豪族来对故地进行统治。目前留下来的这些墓砖仍具有较强的墓表的性质。但还说明通过添加对墓主品行的纪录, 吐鲁番社会转换为需要彰显个人功绩社会这一事实。戏剧性变化从高宗永徽2年(651)阿史那贺鲁叛乱以后西周改编为羁縻州开始。随着被强制性迁移的统治阶级的归乡使定型化的墓志开始被使用。完善的墓志证明这些人既是现金文化享有者, 也是传达者, 同时也拥有再次支配这一土地的资格。因受到上层统治阶级归乡的影响出现的带有铭辞的定型化的墓志从未离开过吐鲁番的宋怀熹为起点。随着这一趋势, 从中原返回的人民为了彰显其家族的能力, 开始在墓志对其家系做出夸张的记述, 并将此前的本籍地敦煌改为中原的郡名。吐鲁番的墓志也如同中原的目的一样, 开始执行宣传个人和家族光辉业绩的原本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