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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顾颉刚是20世纪中国疑古学派的代表人物。然而, 对于顾颉刚这个人物, 无论是在一般的认识上, 还是在现有研究中, 都常有所误解。到目前为止, 对顾颉刚的研究大多或只以从事中国古代史领域研究的历史学家顾颉刚的学术研究本身为对象, 或从近现代史视角将顾颉刚作为五四运动时期活动的知识分子之一的活动内容当作对象。但是, 将顾颉刚视为“纯粹学者”的一方在强调他是疑古学派的巨头的同时, 也曾批判他是“卖国奴”。另一方面, 与将其视作“纯粹学者”的评价截然相反, 对于顾颉刚的现实参与, 也有人批评他是“民族主义者”。但是将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古代史研究的顾颉刚和作为生活在“国亡”时期的知识分子致力于现实参与的顾颉刚, 这两种形象真的可以被分开来看待吗? 基于这种问题意识, 与既有研究中经常将两种形象视作断绝的两面不同, 本文以顾颉刚古史研究的具体分析为中心, 试图考察顾颉刚的现实参与及其古史研究之间的关联性。

顾颉刚作为“纯粹学者”的形象, 一直以来广为人知。但是, 顾颉刚也绝非脱离现实, 而只埋头于学问的人。从20世纪20年代到30~40年代, 顾颉刚作为知识分子一直抱有对参与现实的政治意识。特别是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期, 还为“救国”做出了具体的行动。但这里的“救国”并非指政治活动, 而是指学术活动。到目前为止, 仅以他使用“救国”一词为由, 而径直将其视为政治人物。但实际上, 通过考察《顾颉刚日记》等资料中顾颉刚发言的结果, 发现对于顾颉刚来说, “救国”即是指学术活动。如果说顾颉刚的“救国”活动就是他的学术活动, 那么顾颉刚的学术研究又是如何能与“救国”的活动直接连接起来的呢? 顾颉刚认为, 以理性的力量, 即启蒙为手段, 可以救济受非理性支配的当时的中国。对于顾颉刚而言, 通过对理性的追求扩大启蒙便是“救国”。

接着, 在本文将常被视作区分20世纪20年代和30~40年代顾颉刚变化的主要转折点的《禹贡》杂志作为第一个事例, 分析了其实际内容。因认为编辑《禹贡》杂志是最能体现顾颉刚现实参与的事例, 顾颉刚受到了“民族主义者”的批评。但是, 尽管是因感到“救国”的必要性而创刊了《禹贡》, 但以实证与考证为主的倾向在《禹贡》杂志中也被原封不动地体现了出来。另外, 顾颉刚编纂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也作为顾颉刚出版大众书籍而不是学术书籍的事例, 成为批判他是“民族主义者”的主要依据之一。但是顾颉刚始终认为, 重要的是明确知道过去并非一个中国的历史事实, 且有必要对他生活的当时的中国与过去事实两者之间做彻底的区分。这种学术信念最终导致了将三皇五帝规定为中国的“传说”时代的, 与以往的教科书不同的叙述。因这与当时想将三皇五帝作为民族团结口号的南京国民政府的立场发生冲突, 导致顾颉刚编纂的教科书被全面禁止出版。像这样, 我们很难将顾颉刚单纯的理解为“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人物。他坚信唯有站在正确事实的基础上才是“救国”的正确方法。

其次, 本文将能突出呈现顾颉刚“纯粹学者”形象的《尚书》研究作为第二个事例进行了分析。《尚书》是顾颉刚从1920年代到其晚年持续钻研的研究对象, 是顾颉刚为打破中国古代经典的权威, 展现上古时代的真相而选择的重要史料, 因此其《尚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 对顾颉刚和他的研究的批评从其1926年编纂《古史辨》时的第一次批判, 到1950年代批评胡適的时期, 还有1990年代以后“信古派”的批评, 共有三次。虽然这三次批判的时间各不相同, 但在批评顾颉刚是“反民族主义者”这一点上却是一样的。然而对顾颉刚的批判和误解并未就此结束, 至今为止还被“信古派”误解为“疑古派”的巨头。为具体考察“疑古派”和“信古派”两者分别如何看待和解释《尚书》, 本文主要分析了包含从西周时期开始的历史记录的《尚书・周书》篇, 特别是其中与淸华简《今文尚书》中部分内容相同的《金縢》篇。

最终, 正如通过对《尚书》的两派解释所直接体现的那样, “疑古派”和“信古派”的争论只是被某种政治意图和目的下形成的“阵营逻辑”掩盖了论点的本质, 而在两者使用的方法上实际上并无区别。结果, 通过对顾颉刚的《禹贡》编辑和《尚书》研究的具体分析, 可以发现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与其“救国”两者之间是密切相关的。进一步说明, 因出土文献的泛滥, “信古派”逐渐占上风的当今中国史学界的趋势下, 顾颉刚的“疑古”的方法依然未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