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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聚焦日本殖⺠末期臺灣的兩起重⼤「思想案件」—瑞芳事件與⾼ 雄州特⾼事件,從記憶政治視角探討其在戰後如何被⺠族敘事重塑, 並揭示臺灣去殖⺠化困境。殖⺠地末期的思想犯,雖在帝國法律下被標 記為具有顛覆意圖的對象,其實際⾏動卻頗具曖昧性。⾏動者藉由「冤 枉無辜者」與「抗日⺠族英雄」兩種敘事策略,在權⼒更迭中重新建構⾃ ⾝歷史與政治能動性。反帝⺠族主義榫卯敘事,是日本帝國主義與國⺠ 黨政府的中國⺠族主義敘事的共謀。臺灣光復後,由於國⺠黨政府對 「漢奸」的定義亦未能妥適處理臺灣人的殖⺠地經驗與多重角⾊,國際戰犯審判體系亦排除帝國主義與殖⺠地暴⾏問題,使臺灣人⺠的殖⺠ 地經驗被排除。無論是日本籍特⾼警察,或臺籍協⼒者,戰後都未受徹 底清算。二戰後,臺灣思想犯雖活用⺠族敘事提出去殖⺠要求,但對殖 ⺠統治與戰爭體制的清算迄今仍是未竟的事業。